“耻辱代理人”拿下奥运会“

关于申办奥运会的认识和议论是在朴正熙总统执政末期开始的。在汉城举办第24届奥运会的方针是朴正熙总统在1979年宣布的。如果这次奥运会在汉城圆满成功，将成为韩国从发展中国家跃升为发达国家行列的奠基石。

但是，同年10月朴正熙总统不幸遭到杀害。接着军部内部争权夺利与势力扩张，使国民在恐怖、紧张而不安的氛围中迎来了1980年。1980年12月政府正式向IOC（国际奥委会）、本部申请奥运会主办权。1981年3月，NOC（各国奥委会）、IOC、GAISF（国际竞赛联盟）调查团到汉城进行了初步调查。

然而，情况非常不妙。

同年，申办奥运会的主管部门文教体育局的负责人向当时的总理南德递交了申请所需经费的预算及程序事项的报告，竟被一向不支持申办奥运会的南德总理给撤职了。举国上下在轰轰烈烈地宣传申办奥运会，但是这位总理就是不同意。他的理由是韩日之间竞争奥运会主办权，韩国不可能战胜日本。万一申办成功，高额的举办经费又会导致全国经济的崩溃，甚至造成国家的灭亡。这就是当时总理的考虑。总理这样认为，下面的那些国会议员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去努力申办，即使再努力，在国际奥委会82张选票中，我们能得到几张票？中国台湾和美国这两票中，其中一票也定会落到加拿大冬季奥运会，这样看来，加上我们自己的选票，大约也只能获得三四张选票。”

这是韩国奥委会委员金泽寿的悲观论调。这样看来，打败日本名古屋，争取奥运会主办权，比登天还难。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氛围。

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由于已递交了奥动会主办权申请书，又经过国际奥委会的初步调查，这时要突然变卦，放弃申办是不可能的，但又很难向前推进。如果在与名古屋的竞争中只获得三四张选票，这对韩国来说是多么大的耻辱啊！这必然受到暴风雨般的嘲笑。那些对申办奥运会负有责任的官员，这时一个个都躲了起来，甚至作为一名奥运会申办申请人的汉城市市长，也只是袖手旁观。文教部部长办也不是，不办也不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事先没有人跟我提过，5月的一天，文教部体育局长官拿着一张申办奥运会民间促委会委员长委任状出现在我的面前。政府考虑与日本名古屋竞争败多胜少，与其政府蒙受耻辱，还不如让民间蒙受耻辱。我是全经联的会长，理所当然地被选为受辱代理人。这是在申办奥运会的长官会议上李奎浩文教部长官提议的，并根据这个提议做出了安排。

我是一个主张事在人为的人，对自己始终充满信心。即将出发去巴登巴登之前，我从政府指名的促委会委员中排除那些只能游览的人，换上了刘彰顺、李源京等几位有能力的人士。动员企业界人士帮助申办奥运会的事情就由安企部来办。出发之前，在8月中旬，我已对驻法兰克福的“现代”分公司下达命令，对申办奥运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9月15日，我到达伦敦拜见了奥委会主席。16、17日在比利时，我参加了韩国EC研讨会，又到卢森堡与詹姆斯皇太子共进晚餐，为申办奥运会做了一系列游说活动。20日我们从陆路抵达巴登巴登。在那儿，我就把法兰克福“现代”分公司的职员及他们的夫人，甚至保姆也都转移到巴登巴登，租了事务所，还为“现代”全体职员租了寝室，让他们积极支援申办活动。那些租来的市内事务所专门用做开展代表团专职活动的基地。

日本名古屋代表早在我们来之前的18日已经来到这里做了很多工作。连名古屋的市长也都来了，他们做了全面的申办宣传。我们的IOC会员和汉城市市长，过了大会开幕日也没有见到他们的人影。

不管怎样，我该做的我都做。每天早晨散步回来，7点召开战略会议，安排每个人当日的工作任务，检查争取选票的情况，制定新的战略方案，然后分头去完成各自的任务。一天到晚地奔忙，晚上再检查，再制定方案。对于“现代”式的急行军政策，大使馆的职员和管理人员起先都挂着一副不满的表情。不管别人怎么样，我每天早晨5点起床，往汉城、中东、东南亚的“现代”打电话，三言两语解决问题，然后准时召开申办奥运会的战略会议。尽管有人发牢骚，敷衍搪塞，但我还是强忍着，装作不知道，还是给他们布置工作任务。

搞企业的人与搞政治的人确实大不相同。就那样过了几天，他们也渐渐听从了我的指示。开完早晨会议，一整天到处跑，只要是有IOC委员的地方，不管是宿舍、别墅、食堂，无处不到，有时为了见IOC委员，像乞丐似的拿着一打名片守在会议室门口等候。这样跑了一整天，晚11点才回到宿舍，那种疲倦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真累死了”，不知不觉中就蹦出这样的话。有时累得躺在浴池里就睡着了。

代表团离开汉城时，政府方面的训令是“只要不丢脸就行”，不过我下决心是要争取申办成功。这些在国内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组成的代表团，只做到不丢脸，那才叫丢尽脸呢！迟来的IOC委员金泽寿竟然说：“我看汉城市只能获得三张票，一票是我们的，一票是美国的，另一票是中国台湾的。”

这对不辞劳苦、日夜奔忙的我们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不是鼓我们的士气，而是泄我们的士气。在召开IOC全体会议的宾馆大厅旁边，有韩国馆，紧挨着的是日本名古屋馆。对申办信心十足的日本人，在馆门口只挂了几张照片，很不醒目。我想既然申办，不管将来结果如何，都应全力以赴无怨无悔地去努力。我们给韩国小姐、空中小姐穿上韩服，让她们亲切地接待每一位官员，还赠送些带有韩国古文化特色的木偶、背架、扇子等纪念品。没过几天，原先门庭若市的名古屋馆冷清起来，而韩国馆却热闹起来。

我们的活动开始影响整个会场气氛，一直以为胜券在握而泰然处之的日本也变得不安起来。

我先撇开已经倒向名古屋的发达国家的委员，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中东及非洲的IOC委员，对他们采取攻心战略。驻法兰克福的“现代”职员事先探知各国IOC委员的住处，所以我们找他们并不困难。这给我们的行动带来很多方便。中东的IOC委员们已经知道在他们本国进行很多建设的“现代”，所以他们对“现代”的良好印象对我们开展工作有许多帮助。我也完全灵活地利用着这一点。

“在我国连普通的企业家也讲信用，更何况是国家负责的奥运会，根本就不必担心。”

“有朝一日你们也得举办奥运会。应该显示一下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出色地举办奥运会。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说服他们，而这内容对他们有相当的说服力。为了给IOC委员送点热情洋溢的礼物，我让弟妹做花篮。弟妹送来两个花篮样品，说花店供应不了那么多的花。我跟她说，巴登巴登没有那么多的花，就是从法兰克福空运也得做，弟妹干脆说服花店把花园买了下来。之后我就跟我国IOC委员金泽寿说：“都是外地来的，以我国IOC委员名义，给各国IOC委员送花怎么样？”万万没想到他会大为恼怒，坚决反对。

人的长相各不相同，人的思维也各不一样。让人吃惊的是他反对的理由。他说，都是同等的IOC委员，为何自己丢面子送这些鲜花给别的IOC委员呢？以奥运会申办国IOC委员的身份，送一些谈不上拍马屁的礼物，跟面子有何相关？真不可理解。怎么说服也只是对牛弹琴，无奈，只能以我的名义给每个IOC委员的房间送了鲜花，

出乎意料之外，如此小的花篮竟有那么大的反应。第二天，会议结束后，聚在大厅的IOC委员一见到我们的就纷纷表示谢意。此前名古屋送给每位委员夫妇最高级的日制手表，看起来，这充满盛情的花篮既没给他们增加心理负担，又能感受到温暖。何况，女人没有一个不喜欢花的。以最贵的玫瑰做成的花篮，非常讨各国IOC委员夫人们的喜欢。看到妻子高兴，丈夫也不约而同地高兴。我们到哪里，哪里就有人向我们表示感谢。到会议最后一天为止，我们仍然给每一位IOC委员的房间送去新鲜的玫瑰。

抛开一切手边工作赶来尽力的企业界人士，用自己的钱热情地支持申办奥运会。大韩体育会赵相镐会长、崔万立总务也非常尽力。从法兰克福赶来给我们做饭的大嫂们、职员夫人们也都全力以赴。慢慢地，名古屋的热烈气氛逐渐凉了下来。

决定’88奥运会举办地投票前一天即9月29日，西德的一家地方报纸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夏季奥运会非名古屋莫属，可韩国代表自讨没趣还花冤枉钱。”看到这条消息的名古屋人为此还打开香槟庆祝。但是我在韩国馆确认，支持汉城的票至少有46票。有这46票，申办权非韩国莫属。

投票当日，下午投票前吃午饭时，每个人都对结果怀有不安和紧张的情绪。到走进会议厅的时候，一些好心人，看到我们赶紧说：“郑先生，不要浪费时间了，回去吧！已经结束了。韩国不行。郑先生您怎么还没走？”我说要走也得看今天的结果再走。

“已经决定了，没有看到报纸吗？”他们用这种话来嘲笑我们。

我问：“我不懂德语，那消息是怎么写的？”

“好——消息，所以回去吧，都结束了。”

“还没投票怎么就结束了呢？”

“投不投票都一样，那么郑先生您认为能得多少票？”

“至少也能维持体面吧！”

“维持体面？就三票，三票。”

再没有必要说下去了。

“唉呀，我们有三票，也能维持体面。”

终于快到发布的时间了。代表团在总会议厅以ABC顺序就座。日本代表团就坐在我们前面。

下午3点45分。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发表投票结果：

“Seoul（汉城）！”